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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大学办高职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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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论文认为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本科院校办高职,从总体来看利大于弊，它是基于“三改一补”的四类学校总体办学力量欠缺条件下发展高职的必然选择，无论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是对重点大学本身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从世界大学教育发展来看，大学办高职符合大学职能和目标多样化演进的趋势，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办高职也是当今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
根据<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近两年以来，全国已有60多所本科大学创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重点大学。我们认为，从总体来看，此举利大于弊，对我国高职改革与发展有积极意义。但本科大学，尤其重点大学办高职，属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新生事物，难免会引起一些争议。最近有同志以“重点大学办高职的利弊分析”为题撰文明确反对重点大学办高职，认为此举“没有经过任何可行性论证与研究”，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它“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会影响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而且国际上也无重点大学办高职的先例，属“中国新生”。对上述观点，我们难以苟同。本文就重点大学办高职的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诸同行。
一、从大学高职院产生的背景看，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本科院校办高职，是基于“三改一补”的四类学校总体办学力量欠缺条件下发展高职的必然选择。
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有20年的历史，从起步阶段的争议纷纷到后来从上到下的一致认同，大力发展高职已是人心所向。为了适应21世纪经济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中国的高职教育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面和更大范围的变革和拓展，仅仅依靠原有的80多所职业大学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于是国家提出通过现有职业大学、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的改革、改组及改制，并可选择少量的重点中专通过转制作为补充的发展高职途径（即“三改一补”）。毋庸置疑，职业大学、专科学校和成人高校近年来发展迅猛、成绩斐然，三者在性质上也较为接近，通过它们改制应该是发展高职的重要途径和合理选择，但这三类学校在中国高教系统中一直属于较为薄弱的环节，而且近20年规模高速扩展过程中有许多多年形成的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具体表现在：1、科类结构仍然不合理。师范、财经、政法、管理等专业所占比重过大，而工程技术类专业和人数增加缓慢，这与国家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技术应用性人才的愿望相违背。如普通高专的在校生中，师专生的比例最高时达66％，近年来也在40%左右，师范专业和其它人文类专业改办高职困难很大。2、高职特色和专科特色仍不突出。三类学校中不少由中专升格而成，一些学校尚不能很好地转换角色，在办学上仍沿用中专的一些作法，充其量只是“扩大了的中专”；另有一些学校把“升本”作为奋斗目标，片面追求“高大全”，搞压缩式本科模式。3、办学条件差的状况仍没得到根本的改观。从师资来看，不仅硕士以上学历和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严重不足，而且师资结构也存在问题，教师多为单一学术型，“双师型”严重缺乏；从办学的其它条件来看，三类学校都不同程度存在经费紧张、设备不足、校舍拥挤、图书资料缺乏等问题。至于中专，虽然长期以来，它在各类中初级人才培养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由于其本身不属于高等教育性质，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因此，“三改一补”的四类学校，总体办学力量欠缺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仅仅通过“三改一补”不能很好实现21世纪初期高职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才作出“部分本科院校可以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决策，希望通过部分本科院校的参与，来增加高职的办学途径，拓展和充实中国的高职教育。在新中国高教史上，当专科学校力量较为薄弱，无力承担大规模专科人才的培养任务时，本科院校（包括重点大学）举办专科教育不失为培养专科人才的重要途径。从本质上看，高职和高专皆以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为主要任务，其本质是基本相通的。50年代和80年代本科大学所办专科专业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接近高职性质。因此，不结合中国高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考虑问题，简单把重点大学办高职的动机归结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恐怕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二、重点大学办高职无论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是对重点大学本身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从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来看，重点大学办高职有这样几个意义：1、有利于提升高职教育的地位。受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职业技术教育被不少人认为是“稼穑百工之艺”，在高教系统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连一些本来应该实施职业教育的专科学校也不愿与高职为伍。重点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它们中的某些大学参与办高职，对于冲击落后的传统观念，提高高职地位和社会影响显然有重要意义。2、有利于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重点大学具有相当雄厚的师资、设备、经费和无形资产的优势，而且已有部分专业属于应用技术性质，依托这些专业来办高职，能够有效提高高职人才即技术应用性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济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建院4年多以来，充分利用同济大学的各种资源和名牌大学无形资产，作为办学的强大后盾。一方面联合校内有关专业，利用校内办学力量拓宽专业口径，提高教学质量。如与建工系联办土木建筑施工专业、与机械工程学院联办机械电子技术专业。另一方面又与其它行业和企业合作办学。如与南市区政府合作举办旅游营销、广告电脑制作专业，与上海柴油机厂合作举办机械设备及自动化专业。学院还与中外数十家大型企业合作，建立多个岗位实践的实习基地和实训中心。由于该院在上海市高职教育发展中起到了示范、骨干和带头作用，已列为上海市重点建设的3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之一。3、有利于部分高职专业向高层次延伸。随着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和科技的持续发展，我国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各行业技术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和升级，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结构和规格肯定要发生相应变化，相当一部分高职专业将出现本科层次，个别高职还将出现研究生层次。而在培养本科以上高职人才方面，本科大学显然独具优势。4、重点大学办高职，使高职模式更趋多样化，高职人才的类型也会多样化，使高职教育更好适应经济发展对不同人才的需要。而且不同高职模式之间存在竞争，从长远来看，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我们认为，有了大学参与办高职，现有的职大和高专未必就象有学者担心的那样在竞争中一定处于下风，关键是各类学校都要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尽快确立自身在高职人才培养上的特色和优势。
从重点大学的发展来看，办高职对学校发展也至少有两个意义：1、提高了重点大学的办学效益。我国的重点大学多数都是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的老学校，“大学办社会”、重复建设、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师生比过低等问题是多年来困扰学校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据统计，世界各国高校的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大约是1∶10，我国的重点大学可能只有1∶3。重点大学办高职，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办学效益，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2、有利于重点大学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我国的多数重点大学为中央部委所属，近年来，为地方经济服务日益为各重点大学所重视，但却在实践过程中受到招生分配政策、专业设置等因素限制，创办高职院就为重点大学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厦门大学近年来，把“立足特区”作为办学的方针之一，而厦大高职院的建立正是对这一方针的有力贯彻。厦大高职院的8个专业全部是根据特区经济发展需要设立的，如飞机维修工程专业是在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下，与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合作于1994年开办的，培养符合国际民航维修业需求的工程技术人才。其它如电子与通信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建材与塑胶加工等几个专业，也都因培养特区紧缺人才而受到厦门市的欢迎，高职院已同厦门市的厦华、厦新、太古等知名企业合作建立了9个高职人才实训基地。
三、从世界大学教育发展来看，大学办高职符合大学职能和目标多样化演进的趋势。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办高职也是当今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
大学产生以后，其职能和目标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尤其二战以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的“象牙塔式”的大学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现代的大学用克拉克?克尔的观点就是“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现代的大学，尤其一流大学的职能与目标的多样化，使之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很多原来并不属于教育范畴的使命，都逐渐由大学来承担，更何况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这完全是教育范畴的事情。有学者担心，重点大学办高职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急剧变革的今天，高等教育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从未要求过的深刻变革，几乎没有哪一国的高等教育和哪一所大学还在顽固地按其原有的“内在逻辑”来运行。按阿什比的说法，大学的内在逻辑，就是大学的传统力量。但阿什比认为大学的传统决非一成不变，因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所以大学的传统力量必将有所改变，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它社会环境力量。20世纪以来，传统大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有内在逻辑的变革，尤其在人才培养上，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界限日渐模糊，两者在教育目标中更多地体现一种融合，甚至越来越偏向职业性取向，现在连那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都很难说，它在人才培养上搞的是单一的“学术性价值取向”。
正是顺应上述大学变革的趋势，本科大学办高职早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也陆续创办了高职性质的学院和短大部。创建于60年代的法国高等技术学院（IUT）是法国高职教育的主要机构，现有68所，全部设在综合大学内，利用综合大学的设备和师资来培养高级技术员。世界闻名的巴黎?南大学和巴黎?北大学都设立了高等技术学院，巴黎?南大学设有卡桑、奥尔和索3所高等技术学院，学院在招生、学制、培养目标以及管理上与大学其它教学研究单位有较大不同，尤其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体现高职特色。日本的短期大学是日本高职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而不少短期大学正是设在本科大学内，一些著名的国立大学都设有短大部。如专门实施医技、护理教育的筑波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大学的短大部，实施工业、商业职教的静冈大学、长崎大学等大学的短大部。一些知名的私立大学如日本大学等也设立了短大部。美国的社区学院历来把实施高职教育作为主要职能，有些社区学院是附设在大学内的。60年代以后，美国的某些研究型大学甚至还专门设立高职性质的分校，如著名的普渡大学就在1967年设立中北部分校（Purdue University North Central Campus），分校设商业行政管理、市场销售、机械与机电技术等多种高职类专业，实施2年制的高职教育。可见，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本科大学办高职并非中国首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重点大学办高职只是发展高职的一种模式，也只是重点大学众多目标中的一种选择，并非所有的重点大学都来办高职，大学是否办高职要根据自身实际和当地经济发展、高职教育现状而定，还须遵循国家关于发展高职的三个“有利于”的指导思想。而且，重点大学尽管实力雄厚，但办高职未必就一定能办好，必须严格按照高职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来办高职。重点大学办高职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弊病，就是按照其原有的内在逻辑和思维习惯来办高职，这样高职人才的质量和特色都无法保证。历史上，本科院校办专科，尽管为中国专科教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当时不少本科院校把专科办成本科的“压缩饼干”的教训也是相当深刻的。我们认为，既保证高职特色和质量，又不影响学校的非高职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水平，是重点大学办高职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从国外的经验看，各大学所设高职性质的学院，既有效利用大学母体的资源，又有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今后我国大学高职院改革的一个重点可能就在保证“相对独立性”方面，国外的有关制度和目前国内公办大学民营二级学院的有些作法值得借鉴。关于大学高职院的改革与走向问题，我们将在另文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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