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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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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人民网发表了李克杰先生题为《检察机关反贪理应主动出击》的文章（以下简称“李文”）。文章针对我5月22日发表在人民网上的文章《检察机关主动出击无益于法治》进行提出了不同意见。通过阅读李先生的文章，我发现我们两个人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检察权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在检察机关是否应主动出击反贪这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
李文把检察权定位于行政权。而我的观点是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众所周知，凡是实行权力分立的国家，无论是三权分立说，还是五权分立说，都把行政权和司法权列为并行的权力。究其原因，一则这两种权力都非常重要，二则是这两种权力的区别非常显著。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既然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为什么在我国既有人把检察权说成是行政权，又有人把检察权定义为司法权？检察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权力，以致于学者们在对它定性时产生如此显著的分歧，而且迄今为止，还无定论。所以说，我和李先生的争论，或者说检察机关是否应主动出击反贪，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检察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或者是其它性质的权力。
我把检察权定义为一种司法权的最大的依据是现行《宪法》。我国《宪法》在国家机构中非常明确地把检察权机关列为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地位相同的机关。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然后由全国人大产生三个机构国务院、最高院和最高检。如果把检察权定义为行政权这其中必然相互矛盾：宪法确定国务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掌握最高行政权。检察权如果是行政权应当划归国务院领导，可是现行的宪政体制是国务院领导不了检察机构，他的们地位是平行的，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相互之间互不负责。如果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或者为行政权所包容，那么当政府因其行政行为而成为公诉案件的被告时，角色的错位将会导致法庭上出现政府权力与权力之间、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荒唐对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检察权不可能是行政权。
我们在日常实践中一直把检察机构当作司法机关对待。这不仅不是误称，是有一定理由的，最重的一点是“检察独立”。一个国家权力分配体系中，什么样的权力前面才会加上“独立”这个定语，只有司法权，为什么？其它的权力不可独立，如是独立就是专制。比如说立法权，必须尽可能地开放，如果要实行独立，那就是立法垄断，是非常可怕的。还有行政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行政机关宣称独立行政，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实行宪政，行政权必然受到制约，绝无独立之可能性。我们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实行检察权和法院实行审判权时一样都是“独立实行”。从这一点，也可以排除检察权是一种行政权。
李文说，在西方三权分立国家，检察权不属于司法权，是属于行政权。这是对的，这一点从西方一些国家的机构设置就可以看得到。例如：美国的检察机关是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机关，联邦称其为司法部，联邦司法部长也就是总检察长，由参议院通过，由总统任命；法国在司法部下设总检察院，司法部长即是全国检察官员的总管，每名检察官员都由司法部长提名，由总统任命；东方国家日本的检察厅作为行政官厅，以法务大臣为首长，从属于法务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刑事起诉工作，由律政司刑事检控科负责，而律政司隶属于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长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把检察权定义为行政权，所以把检察机构设为行政机关，归行政首脑领导。但是我国大陆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我们的检察机关是有宪法地位的，他们的检察机关只是行政权分枝机构。其次我们的各级最高检察官由选举产生，他们由任命产生。再次我们检察机关享有的权力比他们的更多更丰富。更何况，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还不是“三权分立”模式。这充分说明，检察权在当下的中国处于与众不同政治背景下，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与西方的检察机关不能进行同一纬度的比较。
所以，从本质是或从总体是考量检察权的属性，我还是倾向于把检察权定义为一种司法权。既然是一种司法权，检察权就要遵守司法权的运行规则，比如中立性、被动性等等。
有网友很是不解，被动！被动！！岂不是要放纵腐败分子。其实，这正我写那篇文章的真正原因。要结束这种被动，或者要使检察机关能够迅速主动出击反贪，就必须对现行的检察体制进行改革。这里有二种思路，一是像李先生主张的那样，在法律上把检察权定义为行政权，检察机关归属行政机关，或者划归国务院领导，或归司法部领导。第二种思路，把职务犯罪调查职能从检察院中分离出来，划归行政部门。香港一样，成立廉政公署之类的机构。这样，所以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必在法律上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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